《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一则国宴赋诗的故事：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kuàng），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zǐ）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xí）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fēi）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rěn）者，夫子之谓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郑简公在垂陇设宴款待赵孟，赵孟是晋国执政大臣，晋国是诸侯盟主，郑国需要依附晋国。因此，郑简公非常重视赵孟的招待，他亲自接待赵孟，郑国最重要的七大贵族也一同陪伴。赵孟感到非常荣幸，于是请求七大贵族各自赋诗，以此来了解他们的志向。
在垂陇之会上，郑国七大贵族向赵孟一一赋诗。子展赋《草虫》：“喓喓草虫，趯趯阜螽。当未得见君，忧心忡忡；及得见君，眉开眼笑。我既见止，亦既觏止，心则自降。”——没见到君子的时候，我忧心忡忡；等见到君子了，我就开心笑了。我已经满足了，也已经向君子敬礼，心情自然平静下来。
在这个特殊的外交场合中，人们可能会将“未见君子”之忧理解为子展对郑国国事的忧心：郑国必须依赖晋国才能生存下去，而在见到赵孟这位“君子”之前，子展对赵孟的人格修养与外交倾向并不十分确定，不清楚赵孟会给郑国带来怎样的命运，所以“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但是当他见到赵孟之后，这颗心才终于放下来——至少他是这样期待赵孟的。因此，子展的赋诗不仅符合身份和场合，还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外交策略，以一种仰慕式的口吻，妥帖而合礼地把赵孟捧到了一个不方便走下来的高位上。赵孟的回答也非常巧妙得体：“讲得真好啊，您不愧是国民之主，可惜我还配不上您的诗句。”——既称赞了对方，又给自己留足余地；似乎表明了态度，却让人抓不到实据，这也是典型的外交辞令风格。
伯有接着赋诗，题目是《鹑之奔奔》：
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这首诗被毛诗和三家诗都认为是卫国人讽刺卫宣公或宣公夫人而作的。卫宣公是春秋时代著名的淫乱之君，不但把儿媳妇变成了夫人，还安排强盗劫杀自己的嫡长子，而宣公夫人夷姜和宣公的庶长子私通，居然还生下了孩子。春秋时代的宫闱丑闻以此为最，被人们写诗讥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作为郑国大臣，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上赋诗言志，前边又有子展赋《草虫》开了一个好头，伯有却偏偏赋了这样一首诗，实在让人想不通他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这也给赵孟出了一个难题：出于礼节，必须给伯有一个评价性的回应，但这话究竟应该怎么说呢？
赵孟的答复居然相当直接，没给伯有留面子：“床笫之间的话连家门都不该出，何况在野外呢。这不应该是让别国的外交官听到的话。”
赵孟知道《鹑之奔奔》这首诗是讥刺淫行的，那么在当下这个场合，你伯有究竟在讥刺谁呢？是对我赵孟有所不满，还是有什么别的意图呢？
伯有应该是另有所指。所谓“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几乎可以算是最露骨的暗示了：“那个品德败坏的人凭什么做我的君长呢？”恐怕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联想到郑简公，伯有的意图也几乎可以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那么，他之所以当众赋出这首诗来，如果不是过于懵懂无知且不学无术的话，显然就是在向郑简公以及同僚们公然施压，并且颇有自信地希望得到赵孟的支持。
对伯有的诗，赵孟的表态很有分寸，也很有技巧。他虽然直接传递了“不以为然”的意思，但抓住的偏偏只是诗中的次要之处；他似乎完全没听懂“人之无良，我以为君”的僭越意味，而只是批评伯有将床笫之言宣之于外是很不得体的做法。言下之意是：你所想的事情是你们郑国的内政，应该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不该让我这个外国人为难。
接下来，在伯有之后，子西赋《黍苗》第四章：
肃肃谢功，召（shào）伯营之。
烈烈征师，召（shào）伯成之。
这几句诗歌赞颂了周朝开国贤相召公。当初，召公与周公共同辅佐年少的周成王，推行封建诸侯的礼制，奠定了周朝数百年的基业。因此，这几句诗很容易让人想到：现在的晋国成为诸侯霸主，像当年的召公一样辅佐王室，统领诸侯；而当下的郑国能够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幸存，特别要感谢晋国的营建成邑的壮举，就像周朝初年谢邑的建设得益于召公一样。子西以《黍苗》一诗向赵孟表达了感激之情，赵孟谦虚地回答说：“我们国君对贵国的帮助都是他的功劳，我自己并没有做什么。”
接下来是子产，这位孔子最佩服的政治家赋诗《隰桑》：
隰桑有阿（ē），其叶有难（nuó）。
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这诗句涵义简单，相当于对赵孟说：“见到您真是太高兴了！”赵孟听了子产的诗，回答说：“我请求接受您这首诗的最末一章。”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爱一个人，为什么不告诉他呢？赵孟希望子产能够真诚地对待别人，而不是只说一些空洞的客套话。这种外交辞令可能听起来很废话，但外交却需要这样的废话来维护秩序和传达情感。这是因为外交需要小心翼翼地处理事情，以确保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接下来，是子大（tài）叔赋诗，赋《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tuán）兮。
有美一人，清扬婉兮。
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ráng）瀼。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
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这是一首标准的情歌，描写诗人偶遇了一位美女，为她动心，想要和她永结欢好。以情歌来表达政治隐喻，这是中国诗歌一以贯之的传统。这是子大叔第一次与赵孟见面，他将赵孟比作邂逅相遇的美女，向她表示自己的倾慕之情，希望永结欢好，也希望郑国和晋国能够结成姻亲。赵孟的回答非常有趣，字面上和引申上都有着深意：“这是您赐予的恩惠。”
印段接着赋《蟋蟀》。这是《诗经·唐风》里的一首：
蟋蟀在堂，岁聿（yù）其莫（mù）。
今我不乐（lè），日月其除（zhù）。
无已大（tài）康，职思其居。
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
今我不乐，日月其迈。
无已大康，职思其外。
好乐无荒，良士蹶蹶（guì）。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
今我不乐，日月其慆（tāo）。
无以大康。职思其忧。
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传统诗歌中有很多描写时光流逝的作品，《蟋蟀》这首诗的作者则以他的理性著称。他认为，虽然及时行乐非常重要，否则就会辜负这美好的岁月。然而，行乐也不能过分，我们必须时刻记得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要多操心些附加的事情。因为一个称职的贵族应该勤勉工作，不能有任何懈怠。
在这个场合，印段和赵孟可能没有将“及时行乐”当作诗的宗旨。根据他们的理解，《蟋蟀》诗句里的训诫意味远远多于审美意味。整首诗分为三章，每章表达的却都是同样的意思。这种手法在民歌里很常见，只是内容换成了贵族的生活。赵孟对印段的诗歌发表了评论：“您真是一位能够长保家族的族长，我对您寄予厚望。”
接着公孙段赋《桑扈》：
交交桑扈，有莺其羽。君子乐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莺其领。君子乐胥，万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为宪。不戢不难（nuó），受福不那（nuó）。
兕觥（sìgōng）其觩（qiú），旨酒思柔。
彼交匪（fēi）敖（ào），万福来求。
这首诗是贵族在国宴上祝酒的诗歌。它虽然有老生常谈的吉祥话，但也包含了适度的告诫。赵孟引用诗中的最后两句来回应道：“如果人们能够遵循诗中所说的‘既不求侥幸也不骄傲’，那么幸福还需要到别处去寻找吗？只要以这句诗为准则，幸福和荣耀就会自然而然地降临。”
赵孟和叔向在宴会结束后开始评价几位郑国贵族，外交话语转为私人话题。赵孟对叔向说，他对宴会上的伯有印象深刻，但这一点并不出乎意料。赵孟说：“伯有注定难逃死亡的命运。诗歌是用来表达心声的，伯有对自己的国君心怀不满，通过诗歌向众人公开表达了这种不满，甚至以此来讨好宾客。对于这种人来说，逃亡出境已经算是最幸运的结局了。”叔向非常同意赵孟的判断，并说：“伯有确实太过分了，俗话说得好，‘到不了五年’，就是指他这种人。”
赵孟对其他人说：“其他几位大夫都是幸运的人，家族的地位再传几代也不会动摇。子展的家族应该是最后才会灭亡的，因为子展虽然身居高位却不忘记谦虚。印段的家族应该是倒数第二个灭亡的，因为印段虽然享受生活，但却不过度放纵。享受生活是安定人民的必要手段，但只有把握好分寸才行。印段能够做到这点，他的家族能够比其他家族绵延得更长久，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春秋》记载，在垂陇之会三年后，郑国的伯有逃亡到许国，但后来却又回到了郑国，结果却被郑国人杀害。这一事件在《左传·襄公三十年》有详细的记载。当时的郑国，伯有与子皙争权夺利，互不相让。伯有好酒贪欢，专门修建了一处地下室以供长夜之饮，一直喝到天亮，完全不把国家大事放在心上。他那骄奢淫逸、目中无人的行事作风也在郑国群臣心里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子皙终于忍无可忍，带着家族甲士攻打伯有，烧了他的房子。伯有先是逃到许国，随即带人潜入郑国都城，最后战斗失利，被杀死在卖羊的街市上。伯有死后，春秋历史上的著名贤臣子产主持郑国的国政，郑国总算乱后有治，过上了一段太平安定的日子。
一个人的诗句可以揭示其内心世界，进而反映出其为人。而一个人的为人之道，也会决定其命运的走向。“诗”与“命运”之间因此具有神秘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在《左传》中再次得到证明。